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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反转”新闻的成因及其规制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20-12-23 23:16 浏览次数:

  当前,舆情反转”现象在媒体上日趋频繁,从外国小伙与中国大妈“谁撞了谁”事件,到湖南军训教官与学生冲突事件,再到湘潭妇幼保健院产妇死亡事件、西安一医院手术室医务人员事件等,民众感叹面对新闻时无所适从。

  当前,“舆情反转”现象在媒体上日趋频繁,从外国小伙与中国大妈“谁撞了谁”事件,到湖南军训教官与学生冲突事件,再到湘潭妇幼保健院产妇死亡事件、西安一医院手术室医务人员事件等,民众感叹面对新闻时无所适从。从媒体上看到、听到的未必是事情的,即使当初言之凿凿的报道,也存在以后被颠覆的可能。在对信息传播时效要求更严苛的新媒体时代,记者为“抢新闻”,不标明信息的来源、用未经可靠性证实的来源、代入主观情绪以吸引眼球等手法屡见不鲜,甚至网络评论和社交媒体中的信息被部分媒体草率地当作新闻的由头,一旦报道被证实与事实不符,往往就会“舆情反转”。“舆情反转”背后被消费的是媒体的公信力,增加的是公众的质疑。本文从新闻生产的角度,对“舆情反转”现象进行反思,并提出从制度层面进行规范,传统媒体必须健全全媒体新闻生产机制。

  在某些事件中,新闻媒体对事实的模糊化处理,让公众一开始就进入主观臆测的情境,产生先入为主的假设,旗帜鲜明地站在一方那边;而一旦新闻的事实逐渐清晰,往往与之前的假设大相径庭,这时候就会产生完全的颠覆,公众重新“站队”,舆情实现反转。例如,在西安一医院医护人员事件中,图片只反映了“医护人员在手术室内”的表面真实,而媒体的报道却对“手术是否结束”、“医护人员所处情境”、“病人意愿”等信息没有涉及,使得主观认定医护人员玩忽职守、丧失医德。类似的例子还有2013年曾掀起波澜的外国小伙与中国大妈“谁撞了谁”事件。在此类报道中,模糊化处理的新闻报道尽管未对事件定性,却足以让偏离方向。

  在信息渠道多元的新媒体时代,媒体拥有越来越多的信源,而当这些信源各执一词时,事件往往会变得更扑朔迷离。例如,2014年8月,湖南皇仓中学高中新生军训时与教官发生严重冲突,在最初的报道中,“教官‘调戏’女学生”成为公众对此事的主要认知。观察此时的新闻,不难发现信源主要为该校的学生、教师、行政工作人员,中弥漫着对教官的不满。而在两天后,湖南龙山县委宣传部通报“女生‘调戏’教官 班主任怂恿”,一时又引起的变化。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反而理不清其中的头绪。因为参与“舆情反转”的主体多元化(包括不同媒体和不同当事人),信息的传播就有了非同一性,各种噪音不断介入,这也使此类事件的报道难度剧增。

  在某些新闻中,编辑将新闻中能够刺激读者感官、吸引注意力的内容提取出来作为标题,进行局部放大断章取义,或是在报道的文字中以“细致的描写”来实现“表达立场”的目的。例如,2014年8月发生的湘潭妇幼保健院产妇死亡事件,最初见于网络的就是以“产妇死在手术台,医生全失踪!”作为标题,文中不乏“妻子赤身躺在手术台,满口鲜血,眼睛里还含着泪水,可却再也没有了呼吸”等“重量级”描述。而在卫生部门和医学专家发声之后,又转向“同情医院,痛恨家属”,并伴随对媒体不负责任报道的批判。在这一事件中,病人、医院、病人家属都成了媒体的消费对象,而媒体也在一系列的报道后颜面尽失,公信力大受影响。

  在新媒体时代,海量信息改变了受众的阅读习惯,以往的细致、深度阅读被部分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快餐式、碎片化的阅读,受众的第一诉求往往不是“深入了解”,而是“表面知晓”,受众追求的是信息的速度、广度,而非深度。加上媒体竞争加剧,新媒体的应用日益普遍,“抢发头条”、“独家新闻”成为记者潜意识的新闻理念。在突发事件中迅速完成稿件,即使未经亲身采访,截取网络上的只言片语,也要抢发快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次成型的新闻越来越少,“先在网络抢发,第二天纸媒跟进”成为媒体的惯用手法。受众在这个过程中接收的是事实的诸多碎片,对事件的认知仅是浅尝辄止,有时还会被片面的信息所误导,众多事实被打上“有待确认”的标签,其新闻价值大打折扣。

  尽管新闻工作要求记者是“全才”,但在现实中记者不可能做到行行皆通。很多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过多依赖网络搜索,为了赶时效并未采访相关领域的信源,便匆忙据此进行预测和定论。这样依靠只言片语写成的报道无疑存在很大的反转可能。在一些涉医、涉法报道中,由于专业知识匮乏,记者往往受民间的影响而“站错队”,如湘潭妇幼保健院产妇死亡事件报道就可以看出记者医学知识的欠缺。未详细深入地了解,就急于下“诊断”,也是记者缺乏新闻常识,漠视新闻伦理的表现。

  网络为民间提供了扩散的阵地,对于某些事件,往往是记者还未报道,其信息在网上已是满天飞,并形成了初步的场。这或多或少影响了记者对于事实的判断,对于表面上暂时“弱势”的一方,往往带着同情心而不是“同理心”进行报道。如西安医务人员事件中,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是弱势一方,医生撇开病人在一旁“自娱自乐”显然触动了受众敏感的神经。社会上存在的紧张医患关系、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让站在表面上看起来弱势的一方,从而对医护人员大加抨击。“同理心”不同于同情心,其要求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却不能够带有对对方意见赞同的心理,态度应该是非主观的。

  在当前的新闻生产机制下,传统媒体的记者不只是单一向母媒体(如报纸)供稿,稿件还要适用于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工作量随之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新闻都可以“抢发”。记者在向新媒体供稿时,要恪守传统新闻写作中强调的客观、真实原则;媒体要在新媒体信息“把关”岗位上安排业务能力强的编辑;编辑在审核记者的来稿时,一定要注意文中的信源,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初稿,避免误导的新闻刊发。

  在激励和评价机制上,媒体要向在突发事件中表现出色,真实、全面反映事实的记者倾斜,对急功近利、给媒体声誉带来损害的记者给予批评。另外,记者在面对一些敏感领域的事件时,尤其要慎重对待,如涉医、涉法、涉名人的新闻,一定要慎言;要针对矛盾的突出部分,及时给予有理有据、严谨准确、思路清晰的报道。

  【本文为广西教育厅高校科研立项项目“广西跨区域突发公共事件的引导研究”(项目编号:LX2014409)、百色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成果】

  ①刘华欣:《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机制的传播学解读》[J],《新闻知识》,2013年第3期